第二十章 阁楼的木箱与褪色的船票

　　第二十章阁楼的木箱与褪色的船票

　　阿梨帮张奶奶整理阁楼时，在积灰的角落发现了个褪色的木箱。箱子上了锁，锁孔锈得几乎看不出原本的铜色，她费了半天劲才用螺丝刀撬开，里面的东西让她愣在原地——一沓泛黄的船票，票根上的目的地全是“高雄”，日期从1956年一直排到1976年，整整二十年。

　　“这是……”阿梨拿起最上面那张，纸质脆得像枯叶，指尖稍一用力就可能捏碎。票根边缘写着行小字：“船开时，茉莉正谢。”字迹娟秀，是张奶奶的笔体。

　　张奶奶拄着拐杖上来时，正看见阿梨对着船票发呆。她浑浊的眼睛亮了一下，慢慢走过去，拿起1966年那张船票，指腹在“三等舱”三个字上反复摩挲：“那年你爷爷托人带信，说在港口种了片茉莉，让我坐船去看。我把家里的老母鸡都卖了，换了这张票，结果出发前一天，你爸发了高烧……”

　　她忽然笑了，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：“后来才知道，他那年也买了张去厦门的船票，就放在抽屉最底层，票根上写着‘若船开时遇雨，便等下月’。我们俩啊，就像这船票，总差着一班。”

　　阿梨拿起1976年的船票，发现背面贴着片干枯的茉莉花瓣，花瓣边缘还能看出淡淡的粉色。“这年……”

　　“这年他病了，”张奶奶声音低了下去，“信里说‘不必来了，茉莉我收进罐里了’。我揣着这张票在码头坐了一下午，看着船开了又来，来的又开，直到售票员说‘阿姨，末班船要走了’，才把票折成了小方块，塞进这箱子。”

　　箱子底层压着本相册，翻开第一页就是张黑白照片：年轻的张奶奶站在码头，辫子上系着红绳，身边的男人穿着中山装，手里捧着盆茉莉，笑得露出两颗虎牙。照片边角写着“1955.春，待船开”。

　　“他总说，海是通的，只要朝着一个方向开，总有一天能遇上。”张奶奶用袖口擦了擦照片上的灰，“可我们俩，一个怕耽误对方，一个怕给对方添麻烦，就这么耗着，耗到船票积成了堆，茉莉开了又谢。”

　　阿梨忽然注意到，每张船票的角落都画着个小小的箭头，1956年的朝东，1966年的朝西，1976年的箭头画了个圈，像个没完成的圆。“这些箭头……”

　　“他信里教我的，”张奶奶指着箭头，“说船开时看太阳，早晨的太阳在东边，就把箭头朝东画，等他看到就知道我想他了。后来啊，我发现不管朝哪画，船好像都绕着圈走。”

　　阁楼的窗没关，风灌进来卷起几张船票，像白色的蝴蝶在屋里打着旋。阿梨伸手去抓，指尖碰到1986年那张——这张没有箭头，只画了朵小小的茉莉花，花心里写着个“等”字。

　　“这年他没寄信来，”张奶奶望着窗外，“我还是买了张票，没去码头，就放在箱子里。想着万一呢，万一他突然回来，看见这张票，就知道我还在等。”

　　阿梨把船票一张张按年份排好，发现它们在地板上拼出个歪歪扭扭的船锚形状。最中间那张1996年的票根上，张奶奶用红笔写着“船票没了，茉莉还在”，旁边粘着颗饱满的茉莉种子。

　　“去年他孙子来，说高雄的茉莉开得正好，让我去住些日子。”张奶奶拿起那颗种子，放在手心，“我说不去了，老骨头经不起折腾。但这颗种子，我埋在了院子里，你看——”

　　她指向窗外，院角的花坛里，一株细弱的茉莉正顶着个花苞，绿得发亮。“说不定啊，它能顺着根，把这边的土和那边的土连起来呢。”

　　阿梨帮着把船票放回木箱，张奶奶突然说：“把那本相册带上，去趟邮局。”她从枕头下摸出个信封，上面写着“高雄市盐埕区XX街明远收”，邮票是崭新的，盖着今天的邮戳。

　　“这是……”

　　“他孙子说他现在每天坐在轮椅上看相册，总念叨当年没给我拍张彩色的。”张奶奶把相册塞进阿梨怀里，“你把这相册寄去，告诉他，船票我收着，茉莉我种着，等花开了，我拍张彩色的给他寄过去。”

　　阿梨抱着相册走出阁楼时，阳光正好落在木箱上，锁孔的锈迹在光里闪着细碎的光。她忽然觉得，这些船票从来不是没用的废纸，它们是张奶奶和明远先生用二十年时间织的网，网住了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，也网住了跨越海峡的风——风里有茉莉香，有船鸣，还有两个老人隔着时光的对视，温柔得像从未错过。

　　邮局里，阿梨把相册放进邮包，在备注栏里写：“附：院角茉莉含苞，预计下周三开。”她仿佛能看到，当明远先生翻开相册，看到张奶奶在1955年照片旁补写的“其实那天我偷偷藏了颗茉莉种子”时，会怎样笑着抹眼泪。

　　走出邮局，巷口的老钟“当”地敲了一声，阿梨抬头看，指针正好指向三点十七分。阳光穿过钟面的玻璃，在地上投下两只飞鸟的影子，一只朝东，一只朝西，翅膀在中间轻轻碰到了一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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