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卷 浪里走（厦门寻机逢困厄 审讯遇故解危局）

　　第30章

　　春末的厦门早没了料峭寒气，海风裹着咸湿的暖意扑在脸上时，我正跟着毛毛大姐挤在轮渡的人潮里。帆布包被叠得整齐的进货清单硌得发沉，手里攥着的纸条上，“进口家电行情”五个字被手心的汗濡得发皱——这趟来厦门，明着是给服装店补夏末的货，暗里却揣着比帆布包更重的心思：摸一摸进口家电的进货渠道。

　　此前常跟毛毛去她闺蜜慧娟家，慧娟丈夫是五金公司的采购员，每次坐在他家真皮沙发上，总见他晃着搪瓷杯，杯沿沾着圈茶渍，慢悠悠说：“现在日产家电俏得很，谁家结婚不盼着台松下彩电？”这话像颗种子，在我心里发了芽。服装生意做了七年，从夜市地摊熬到三家门店，如今又缩成只剩一家，近来更是难——春装压了半仓库，夏装走量不赚钱，只有节假日能喘口气。若是能搭上进口家电的车，或许能有条新活路。

　　“前面就是中山路的电器批发街，你在丽珠姐店里等我。”毛毛大姐帮我理了理衣领，我独自往骑楼深处走。街边挂着的“日产彩电”广告牌在阳光下晃眼，心里像揣了只鼓，敲得慌。慧娟丈夫说他们公司从上海进货，可我知道，厦门才是进口货的第一站，这里的渠道该更直接。

　　可这“直接”的活路，刚踩进去就碰了壁。

　　中山路的电器批发商都藏在老骑楼的阴影里，昏暗的店面堆着纸箱，“日立”“东芝”的logo在昏暗中泛着冷光。第一家老板叼着烟，烟蒂快烧到手指，听完我的来意，从抽屉里摸出张泛黄的报价单：“14寸彩电每台850，冰箱1200，录音机差些的几十，好的几百，微波炉800起。”我指着单子最下方，声音发紧：“能开正规发票吗？做账要用。”老板“嗤”地笑了，烟圈吐在我脸上：“做这行要什么发票？要发票就加三成，你干不干？”

　　接连走了四家，说辞如出一辙——要么没发票，要么加钱开票，账面上根本没法平。我捏着皱巴巴的报价单，指节都捏得发白，站在骑楼的廊柱下，海风裹着热浪吹过来，后背却凉得发僵。这时口袋里的传呼机“滴滴”响了，是丽珠的留言：“完事了来我店里，带了潮汕牛肉丸。”

　　丽珠的店还在轮渡旁，早不卖电子表了，货架上摆着吹风机、电动剃须刀，还有巴掌大的小电视机，都是些轻便的小家电。玻璃柜里压着张照片，是她儿子，眉眼俊朗，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。她给我盛了碗牛肉丸汤，热气氤氲里，我把考察家电的事说了，末了问：“丽珠姐，潮勇哥在上海中央商场卖家电，发票和工商税务是怎么弄的？”

　　她舀丸子的手顿了顿，抬眼瞧我，眼神里带着点诧异：“怎么，你也想往家电这行钻？”

　　“就是想想，”我搅着汤里的葱花，“毛毛闺蜜的丈夫说这行能赚钱，可我跑了几家，都没正规发票。”

　　丽珠放下勺子，指尖敲了敲桌面，发出轻响：“这行不是服装的路子。服装投十万二十万就能转，家电至少得五十万起步——进货、囤货、租仓库，哪样不要钱？”她看着我发怔的样子，又补了句，语气软下来：“不过你要是真打算做，我能帮你凑点。你这弟弟做事稳，我信你。”

　　暖意顺着心口往上涌，可转瞬就被现实压下去。我握着汤碗的手指不自觉收紧，碗沿硌得掌心发疼：“丽珠姐，钱的事我能想办法，就是工商税务这块，我心里没底。潮勇哥到底是怎么弄的？”

　　她皱着眉想了会儿，才慢慢说：“他在上海包的是商场柜台，工商税务全归商场管，听说承包费里就含了这些。具体操作他没细说，只跟我提过一句，要是让批发商开增值税发票，那点利润全得贴进去——家电利润薄得很，不像服装，一件能翻一倍两倍。”

　　窗外的阳光斜斜照进来，落在她发梢上，泛着点金光。她又说：“不过话说回来，现在国产电器确实不行，五年十年都赶不上日产的。这行有前途，但门槛高，不是谁都能踏进来的。”

　　“可没发票……万一被查了怎么办？”我追问，声音压得低。

　　丽珠姐的脸色沉了沉，凑近了些，声音也轻了：“你得想清楚，这货说白了就是走私的。一旦被工商查实，不是罚点钱的事——货要没收，罚款能让你倾家荡产，搞不好还要坐牢。你回去得好好问当地政策，别脑子一热就往里跳。”

　　从厦门回来的火车上，我望着窗外倒退的稻田，心里像灌了铅。丽珠姐的话在耳边绕，批发商的嘴脸也挥之不去。到家第二天，我揣了条烟，去找工商局的老相识。他坐在办公桌后，翻着我递过去的报价单，眉头越皱越紧：“你想做这个？先把营业执照改了，经营范围没家电，卖就是违规。还有发票，必须得有——要是顾客投诉到消协，我们第一件事就是查货的来源，没发票怎么查？你总不能说货是天上掉下来的吧？”

　　我又找税务局的朋友，他听完我的疑问，摆了摆手，语气无奈：“定额税？那是给摆地摊的小商小贩的。家电行业资金量大，哪有定额税的说法？现在政策刚松动，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。你要是想少开点发票做账，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可这是灰色地带。万一政策变了，我帮不了你——到时候不是帮朋友，是害朋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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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服装做得好好的，别瞎折腾。这行风险太大，不值得。”

　　从税务局出来，我沿着街边慢慢走。风卷着落叶，绕着我的影子打转，突然觉得累。家电生意像块看着甜的蛋糕，咬下去全是刺；服装生意又越来越难，节假日忙得脚不沾地，平时连房租都快赚不回来。站在自己的服装店门口，看着店员阿芳踮着脚整理货架，心里冒出个念头：把最后这家店也盘出去吧。

　　这个念头刚冒出来没几天，麻烦就找上门了。

　　那天上午，店里正忙着给老顾客打包夏装，玻璃门被推开，两个穿中山装的男人走了进来，神情严肃得让人发慌。“是木子吗？”为首的男人亮出证件，红章在阳光下刺眼，“检察院的，请你配合调查，跟我们走一趟。”

　　我手里的包装袋“啪”地掉在地上，夏装撒了一地。阿芳和另一个店员都僵住了，大气不敢喘。我愣了愣，声音发颤：“同志，我就是个开服装店的，归工商局管，怎么劳烦检察院的同志了？”

　　“不是管你，是了解点情况。”男人的语气没松，“走吧，别让我们为难。”

　　我攥了攥手心，汗湿了掌心，摸起椅背上的外套，对阿芳说：“看好店，我去去就回。”走出店门时，街上的行人都往这边看，阳光刺得眼睛疼，浑身却冷得像掉在冰水里。

　　检察院的审讯室很小，墙刷得雪白，一张铁桌子，两把木椅。我坐在椅子上，手心里全是汗——这是我第二次被审讯，上一次还是十几岁，偷偷穿叔叔的军装拍照，被当成“可疑人员”盘问。可这次，我连自己犯了什么事都不知道。

　　“姓名？”

　　“木子金冈。”

　　“年龄？”

　　“二十九。”

　　“家庭成员？”

　　“爸妈，三个姐弟，还有妻子和儿子。”

　　审讯员低头记着，笔尖在纸上划过，突然抬头盯着我，目光像钉子：“你是不是给过豪经理五千元？什么情况下给的？被迫的？被要挟的？还是自愿行贿？要是被迫的，跟你没关系，老实说。”

　　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——豪经理，是之前转让我大店铺的经理。去年我调换店铺时，他还特意给了我一间免费店铺做补偿。我只请他在巷口小饭店吃过饭，塞了条烟，也就做了个顺水人情的手势，没人知道内情。肯定是有人跟他过不去，把我也扯进来了。豪哥平时待我不薄，上次店里被老员工找茬，还是他出面调解的。我要是认了，不仅害了他，以后在这条街上也没法混了。况且他们这么问，明显没证据，就是想套我的话。

　　我定了定神，扯出个笑：“同志，我没给过豪经理钱。就请他在巷口小饭店吃了顿午饭，送了条烟，当时还有以前的原承包人在场。饭桌上就把转店的事敲定了，都是按规矩来的，没必要送钱。你们不信，可以去问前承包人和饭店老板，我要是说假话，甘愿受罚。”

　　接下来的几个小时，他们换了三个人问话，翻来覆去都是那几句。我咬死了没松口，后来实在烦了，干脆闭了嘴，靠在椅背上。肚子饿得咕咕叫，窗外的天渐渐黑了，审讯室的灯亮得刺眼，照得眼睛发疼，连太阳穴都突突跳。

　　就在我快撑不住，想拍桌子发脾气时，门开了。一个头发花白的老民警走进来，拿起我的档案翻了翻，突然笑了，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：“哟，这不是铁头兄的儿子？”

　　我愣了愣，身子往前探了探：“您认识我爸？”

　　“怎么不认识？”老民警把档案放在桌上，语气里带着感慨，“二十年前，你爸为了护着老县长，不肯松口，跟我在这儿耗了三天三夜，后来倒成了朋友。你们父子俩一个德性，都是硬骨头，不愿出卖朋友。”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力道不轻不重：“行了，回去吧。不过今天的事，别跟外面说，签个保密协议就行。”

　　我拿起笔，飞快地签上名字，起身时腿都麻了。走到门口，我回头瞪了他一眼，语气带着点委屈：“你们也太不像话了，审了一下午，连口饭都不给吃。”说完，“砰”地一声摔门而出。

　　夜色里，风带着点热气吹过来，我摸出口袋里的传呼机，屏幕亮着，三条未读留言都是毛毛发的：“木子，你去哪了？”“阿芳说你被检察院的人带走了，我很担心。”“看到留言给我回电话。”

　　眼眶突然热了，攥着传呼机往巷口的电话亭跑，脚步都有些发飘。夜风里，我仿佛已经听见毛毛在电话那头焦急的声音，心里攒了一下午的委屈和疲惫，瞬间被这几句留言揉成了柔软的牵挂——不管生意多难，不管前路多险，只要有她在，就还有力气走下去。

　　（感怀）

　　鹭岛寻机遇棘荆，

　　公堂叩问意难平。

　　故交念旧援因父，

　　传呼暖语慰途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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