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6章 改制

　　8号本是立秋，风中已带了丝丝凉意，可依然难以给众人心头的火热稍降一点温度。带头大哥上了一个台阶，也就预示着他们的天地又宽了三分，这怎能不庆祝！觥筹交错间，大家都已醺醺，也就是六个小辈还在桌上，为人父母的他们还能保持一丝清明。

　　“下午还有工作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！”谢凌峰最后收了杯，让大家各自醒酒后再回返。

　　“爸，咱们回湾湾川吧！”谢建华扶着已经略显趔趄的父亲，询问着。

　　“好！晚上弄烧烤，咱们自家人聚一聚。”谢凌峰面色潮红，看到儿子身后的杨洋后，又邀请道：“晚上也请你爸妈过来，咱们一起唠唠。”

　　“好的，谢叔叔。”杨洋大方的应承。

　　“去你家的别墅吧！”刘明军搂着王克成，向旁边努努嘴低声道：“这晚上还有好酒喝啊！”

　　“啥叫我家别墅！还不是给你姑娘的。再说那别墅你自己又不是买不起。”王克成知道对方的真实想法，但还是没好气的怼了刘明军一杵子。那栋别墅实际上算是姬子玉送给王建做新房的，是第三排的楼王，没在前两排是为了和谢主任家的有所区别。

　　“你是亿万富翁的爸爸，住别墅没人管，咱可不行。”刘明军撇撇嘴。

　　年后于谦林让这些人向组织上报家庭财产，谢凌峰和王克成顺势把禾丰的股份做了公证，后期为了规避上市风险，又委托给御八珍代持，因此姬子栋才成为禾丰的第一大股东。此次上市后，尽管恒生指数受美元潮汐影响，一度跌到了8000多点，不过这段时间又涨到了点，禾丰饲料的市值也涨了10%，达到了25亿，王建的身家可不就是亿万之巨。

　　“你特么还是亿万富翁的老丈人呢！真矫情。”王克成对刘明军的无赖行为也是没辙。

　　财产申报的时候，这小子报了10万股东宝制药的股票，说是他老婆用储蓄和借款去黑市收的。然后又从自己这打欠条借了20万，购买了厚德国参的原始股，现在股价也有六十多万了，在平均工资也就三百左右的现在，也是妥妥的百万富翁啊，还特么在这哭穷。

　　“我得给姑娘攒嫁妆，要不嫁过去受气咋办！”刘明军回身招了招手，王建马上很狗腿的跑了过去，“你老丈人我去你的别墅睡一觉，行不？”

　　“行啊，刘叔，我这就送你过去。”王建酒量很差，今天也没有沾酒，送人没问题。

　　“爸！”旁边的刘娟有些羞恼，虽和王建偷尝了禁果，但毕竟只是定亲，没有结婚，哪有这么称呼的。

　　另一面的许涛则和郑明阳、景涛则凑在一起。自从选为仲道区区长后，许涛就注重起自己的行为举止，没有了之前的那种无赖感。看到有些茫然的江小平，急忙在他耳边嘀咕了几句，然后就和另外两人商量一会的去处。虽都是嫡系，但还是分亲疏远近的。晚上是人家的家宴，没有邀请的话，他们不是很方便出席。

　　江小平则迅速的来到谢凌峰身边，搀着他走出大厅。

　　姬子良的岗位特殊，随时会有突发或紧急情况，也是收着量喝的，加上还要忙活招待的事儿，也算清醒。看着有些踉跄的妹夫，便上前扶着，一起走出房间。

　　“我送你回家。”姬子玉买完单又送完客，拉着坐在大堂里等着自己的小倩，“晚上让大伯也过去，这是好事儿。”

　　“我听你的！”小倩挽着他的胳膊，甜甜的笑着，弯弯的眉眼里波光盈盈。

　　晚上的聚会比中午的人还多，各家的女眷也都参加了，姬子玉模仿着后世的烧烤晚会，让鲜族屯的大婶和东方既白的厨师一起动手，又请烧烤店的老板弄了两只烤全羊，才算满足了众人的胃。这之后也给景区增加了一个项目，那就是烧烤派对。

　　8月10号，女孩们去实习，三人则开车来到了奉天。这次没有再去太原街，那里租的办公楼已经退租，御八珍分部搬到了总部基地。

　　这里的仓储中心已经投入使用，住宅楼也交了工。不过也留下了一栋楼的一、二层没有售出，做成了集团暂时的办公室。等三个月后的写字楼装修好，再搬离重装。

　　“大哥，铁西工厂的改制推进到什么程度了？”总经理办公室里，子玉问。

　　“一言难尽啊！”姬子栋看着旁边苦笑的马三，也感慨了一声，拿起咨询小组做出的分析报告，递给了姬子玉，“你先看看，看完咱们再聊。”

　　报告里主要针对之前参观后，准备介入的三家陷入困境的老牌国企——自行车厂、搪瓷厂和拖拉机厂，它们共同构成了这年代国企改制系统性难题的微观样本。

　　首先就是设备与技术的时代落差。

　　铁西自行车厂曾以“白山”牌自行车闻名东北，如今车间里的冲压机还是五十年代的苏制设备。工人们需要用卡尺手工测量钢管厚度，而南方的工厂已采用日本进口的数字化生产线。这不是简单的设备更新问题，而是一个时代的产业代差。在搪瓷厂，釉料配方三十年未变，花色设计停留在“大红喜字”风格，与南方民营企业采用国际流行色的产品形成鲜明对比。拖拉机厂的情况更为严峻，其主导产品小型履带拖拉机，仍基于苏联AT-3技术，油耗高、效率低，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后，已不适应个体农户的需求。

　　这些工厂共同揭示了国企改制的第一个系统性难题：技术改造的“追赶陷阱”。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，国企设备老化、技术滞后不是孤立现象，而是体制性积弊。单纯引进新设备需要巨额资金，而产品市场竞争力存疑，形成“不改造等死，改造找死”的两难局面。如果御八珍贸然介入，投入的资金是小事，更重要的是市场如何打开，靠啥发展！

　　其次是人员负担与制度惯性。

　　更深层次的困境隐藏在人事关系中。三家工厂平均在职职工与退休职工比例达到2：1，自行车厂更夸张到1.5：1。这意味着每个在职工人要承担0.67个退休人员的养老费用。在搪瓷厂，咨询小组发现行政后勤人员占全厂职工的30%，包括专职放映员、澡堂管理员等计划经济时代特有的岗位。

　　这指向了第二个系统性难题：社会福利功能与生产功能的错位。国企不仅是生产单位，更是承担职工生老病死全部社会保障的“小社会”。改制不仅要解决生产效益问题，还要重构整个社会支持系统。拖拉机厂的案例尤为典型，其下属的职工大学、职工医院、幼儿园等非生产性机构占地达厂区总面积的三分之一，这些社会功能的剥离成本甚至高于主业重组。

　　第三是体制积弊与观念困境。

　　在调研中，小组遭遇了无形的观念壁垒。自行车厂部分中层干部坚持“我们是处级单位”的行政级别思维，对私企的参与抱有极大的警惕；搪瓷厂的工会主席直言“宁可慢一点，不能乱一片”，反映了求稳怕变的普遍心态；拖拉机厂的一些老师傅则对“为私人老板干活”情感上难以接受。

　　这些现象揭示了第三个系统性难题：计划体制的观念惯性。数十年的“铁饭碗”制度形成了特定的思维定式和行为模式，价格双轨制时期形成的利益格局固化了部分群体的抵制心态。改制不仅是产权制度的变革，更是对整个社会心理和价值观的重塑。

　　最后是宏观背景与地域特性。

　　咨询小组面对的困境，是国企改革深层次矛盾的缩影。今年分税制改革刚刚实施，“抓大放小”战略开始推进，但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，资本市场刚刚起步。在铁西这个“共和国工业长子”的典型区域，问题更加复杂：产业工人集中，社会稳定的压力更大；重工业比重大，转型难度更高；计划经济传统深厚，观念转变更需要时间。

　　咨询小组的专家们，在报告里隐晦的表达，这是企业还未到最艰难的时期，很多干部、群众都抱有极大的期待和幻想，需要用合适方式让大家认识到自身的真实处境。

　　面对这些交织的系统性难题，简单注资或更换管理层无法解决问题。集团需要考虑的是复合型方案：通过土地置换盘活固定资产，建立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机制，用股权激励化解职工身份转换的阻力，同时保留技术骨干并引入新产品线。

　　其实，这不仅是三家工厂的困境，更是经济转型期核心矛盾的集中体现。国企改制从来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，而是涉及社会保障、就业稳定、观念转变、利益重构的系统工程。每一个决策背后，都是新旧体制的激烈碰撞，都是时代洪流中个体命运与制度变迁的复杂互动。

　　看着报告的姬子玉突然意识到，自己以前的想法有多么肤浅和幼稚，事后诸葛亮，事前猪一样！以为凭着重生者的优势，就可以化解所有问题。可经济转型是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寻找最优解的艰难过程，任何简单化的评判，都难以把握其中的复杂性与艰巨性。他可以把握趋势，但在处理这样的细节性的问题，并不是他的强项，还是要交给那些躬身入局的，伟大的实践者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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