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一章 奥运来了（2）

　　空气已经凉下来，电车沿着来时的路，一路疾驰，我坐在后排感受着夜风的吹拂，一种舒服感油然而生。因为干活以及隔壁烧烤摊浓烟缭绕的缘故，我整个T恤都有点油乎乎的。揪起领口闻一闻，满是烧烤味。天气热，加上出汗，身上有点汗涔涔、黏糊糊的——看来，澡和衣服一天一洗，是免不了的。

　　脚仍旧有些麻疼，只想尽快回去好好泡个脚，然后舒舒服服睡上一觉。

　　路上车不多，王磊开得飞快，一会功夫便到家了。

　　我拿着钥匙打开房门，像进入了一个无尽的黑洞。灯光亮起的一刹那，光明充斥着整个空间，才有了一丝熟悉的安全感。

　　换上拖鞋，双脚有种被刑满释放的自由感。本想泡泡脚，发现暖壶里没有热水，想用还得现烧。睡觉要紧，便只好用脸盆在水龙头上接上半盆凉水，走到院子里，用凉水冲冲脚，再用手简单搓搓，算是给双脚SPA了。

　　王磊不着急洗漱，一回来，换上拖鞋，便踱出房门，站在门口享受着微弱的夜风，大口而贪婪地抽着香烟。我洗漱完毕，便自顾自地躺下休息。王磊则在抽上两支烟后，才不急不忙地做着睡觉前的洗漱准备。

　　今天确实太累了，本以为会很快进入梦乡，结果不知道是因为王磊的呼噜声，还是因为自己太兴奋，闭眼半天了，却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整个人精神的很。没办法，既然睡不着，我的大脑索性开启工作模式。回忆这一天的前前后后，有种从大学生瞬间变为打工人的不真实与恍惚感。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，给我内心带来很大触动。而体验过真实的打工生活，我才真正理解了父母的不易。

　　折腾了2-3个小时，将近凌晨4点钟的时候，我才迷迷糊糊进入梦乡。但这一觉，睡得并不安稳。因为大多是浅睡眠状态，对于明明和谢超的归来动静，我听得分明。到早上7点多钟，随着王磊出门上厕所，我被吵醒之后，便再也睡不着了。我索性也穿好衣服去上厕所。

　　因为厕所远，人难免会从半梦半醒的状态彻底苏醒过来，加上天已大亮，因此归来后，想要重新入睡，变得更加不容易。

　　对于谢超三人来说，这样的日子已经习惯了，他们重新入睡，显然比我更加容易。而我，显然还没有习惯。

　　虽然昨晚睡眠少，但一上午并不觉得困倦，但“欠债总是要还的”，一过下午2点，我便有点精神不济，哈欠连连。手里穿串的动作也有点变形，虽然强打精神，萦绕的困意还是欲把我强行拉入沉睡的深渊。

　　“昨晚没睡好吧？”谢超见我眼睛耷拉着，动作有气无力，关切地问道。

　　“嗯，也不知道咋搞的，昨晚死活睡不着。”我有点抱歉。

　　“你先睡会吧，我们三个人穿就行。”

　　“那怎么好意思呢！”我是来干活的，而且是拿工资那种，即便谢超不介意，我也应当以小工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否则怎么好意思领工资。

　　“今晚估计和昨晚一样忙，等你休息够了，再去摊位上帮忙吧。穿串不耽误的，今天穿得早，我们几个也能穿完。”谢超再三劝道。

　　既然谢超好心，我也不好再强撑着。再考虑到串不够，晚上也可以继续穿，于是只好听从谢超的建议。我洗完手，便迅速躺到床上，闭了眼，听着三人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，顷刻间便安然入梦。

　　这一睡下，就睡得昏天黑地，灯光、说话声等，都对我产生不了丝毫影响。我就这么一直贪婪地睡着，仿佛要把昨晚缺失的觉完全补回来。

　　过了不知多久，王磊喊我起床，结果喊了两声，见没反应，王磊只好摇醒我。

　　“哥，该起床去烧烤店了。”

　　“几点了？”我迷瞪着眼睛，不想动弹。

　　“7点半了。”

　　“我竟然睡了这么久？！”连续睡了5个多小时，我自己都吓了一跳。赶忙一激灵，魂魄瞬间归位后，便起身穿衣服。

　　跟着王磊离开房间，这时我才发现天空已经朦胧黑了，四周的夜灯亮起，昏黄如梦。

　　抱着一箱烤串，王磊开电车带我去烧烤店，路上夜风吹拂，十分温暖，借着夜的舒适，我的精神状态，也慢慢恢复过来。

　　如谢超预料的那般，今晚的烧烤生意果然依旧火爆。奥运会已经开赛，奖牌榜实时更新着，而中国也不负众望，在奖牌榜上一马当先，牢牢占据奖牌榜首位。大家的热情高涨，看着奥运比赛回放，不住地品头论足。谈笑间，烤串和啤酒，也不知不觉地消耗殆尽。

　　晚上10点左右，王磊骑电车回去又带了几百只烤串过来，结果到凌晨1点左右的时候，已经所剩不多。谢超担心不够，让再回去穿一些带过来。于是我便跟着王磊一起回去。

　　等穿上200多串后，谢超打来电话说，不用继续穿了，人已经不多了。考虑到时间已经接近凌晨3点，谢超便跟我俩说，不用再过去了，直接在家休息就行。我俩紧张的心情，总算放松下来。

　　简单洗漱后，便各自上床休息。说来奇怪，虽然下午补过觉了，但这一晚我依旧入睡飞快，任王磊的呼噜声也打扰不了我。

　　在谢超那里帮忙的这些天，基本上每天都是这样的节奏。上午睡觉，下午穿串，晚上出摊，凌晨入睡，有时候也得熬到后半夜，甚至盯到天亮。整个人都是日夜颠倒的状态。

　　干了几天之后，我才发现，这种工作不仅是对体力的考验，更是对精力的极大考验。3千工资看似多，但确实不轻松，而且都是拿劳动一点点换来的——农民工的辛苦大抵如此。不过是他们做得久了，逐渐习惯和麻木了而已。

　　烤串生意也属于服务行业，既然是服务行业，难免会遇到一些不愉快，虽然大部分顾客都挺友好，但仍有极少数人仗着花钱消费，就对我们颐指气使，态度极为嚣张和鄙夷，仿佛我们就该低人一等。尤其是当客人喝大的时候，什么难听话都可能说出口。

　　比如，因为上酒或上菜慢，就破口大骂：“还他X做不做生意了？半天了烤串怎么还他X还没上桌！”或者因为吃到了一块生肉，就厉声要求刚刚上桌的20多串重新烤制，并扬言再有生肉，就退全款。

　　也有心情不好的人故意给你找茬。比如临结账时，说啤酒跟马尿一样，羊肉馊了没法吃（但明明他们吃喝很开心），摆明了不想结账或者想少结账。这种人你跟他理论不得，因为他们压根不是来跟你讲理的。

　　担心影响其他客人，很多时候，谢超就大事化小，选择了闷声吃哑巴亏，让客人看着给钱，或者直接免单。一开始我很不理解，甚至有点忿忿然，并看不起谢超的懦弱。而这点情绪，也不可避免的影响了我的心情。

　　有天晚上我莫名有点烦，王磊肚子疼，上厕所去了，我便临时代替他给客人点餐和上烤串，结果因为忙碌，中间出了几次错，本该是A桌的板筋，我给了B桌；本该是B桌的鸡心，我却给了A桌；C桌催上菜，我问明明进度，才发现自己忘记下单了。结果C桌一开始很温和且礼貌的五人，瞬间便开始对我恶语相向，各种说我“白痴”“不长脑子”“不会下单，就别做生意”之类十分难听的话。我一个涉世未深的大学生，哪里受得了这种侮辱，便生气地反驳说：“不想吃，滚蛋！”，而且说得很大声，临近的几桌也听到了，都开始侧目。

　　其中一个看起来壮壮的男生，似乎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，忽然收住笑脸，怒目圆睁，猛地拍案而起，恶狠狠地盯着我，仿佛要把我吃掉一般：“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！”

　　其时我仍在气头上，不知道可能要面临怎样的危险。恰在此时，谢超端着20多串烤鸡心和烤脆骨，闻声走过来，开始打圆场说：“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刚才是我们的疏忽，这些鸡心和肉串，就当是我们免费送的，希望各位都消消气，你们点的正在烤，一会就送过来。”谢超边说边陪着笑脸。

　　“这点肉就打发了？”壮壮的男生把本来要发泄在我身上的怒气，转嫁给了谢超。

　　“各位喝的一打啤酒，也算我请了。”谢超赶忙再补充一句。

　　“行吧，我们点的羊肉串快点上！”壮壮的男人似乎还不满意，但在旁边一位外表斯文的朋友打圆场下，这才放过了我们，吐一口烟，坐回座位。

　　一场危机悄然解除。

　　事后，我开始反思：让谢超倒贴了一些食材和啤酒，我感到很抱歉；然而一想到被客人侮辱的言语，心里仍旧很难平衡。

　　谢超看出了我的心思，深夜临收摊时，趁着不忙，便端来两瓶啤酒，十几支烤蘑菇和鸡翅，坐下来跟我交心。

　　谢超说，初做生意时，他也遇到过几次这种情况，一开始也仗着年轻气盛，要跟客人理论到底，甚至不惜骂回去。结果有一次碰到了钉子，跟客人大打出手，一时间桌椅板凳乱飞，吓得其他客人纷纷逃离。双方脸上、胳膊上、身上也都挂了彩，甚至引来辖区派出所民警。在民警调解下，双方最终达成了和解。

　　谢超没吃大亏，但也没占多少便宜。逞一时之勇，虽然煞了客人嚣张的气焰，但却影响了当晚以及今后几天的生意，据他讲，那一周至少损失了1万块钱。事后，谢超不免有些后悔。从此痛定思痛，决定再不为了口舌之争而大打出手。用他的话说：“没意义。与其嘴上痛快，不如让一步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，口头上吃点亏有什么大不了呢？又不是少一块肉。”

　　谢超一席话，使我汗颜。而我也终于能设身处地站在他的角度想问题：向客人“卑躬屈膝”并不是因为胆小和懦弱，而是生意人的通透，一种“大人不记小人过”的豁达。

　　理解了谢超在言语上的“吃亏是福”，从此也渐渐能和他共情了，更对生意人挣钱不易有了更深的体会。但因为年轻气盛，所以有时候，还是很难容忍逃单行为。

　　一次，碰到一个三男两女的五人桌，席间他们高天阔论，嘻嘻哈哈，十分吵闹，一直折腾到半夜11点半才结束，临走留下一桌子垃圾：啤酒瓶东倒西歪，竹签、纸杯、餐巾纸、花生皮、毛豆皮和剩菜等搅和在一起，橙色的饮料、褐色的啤酒、数不清的烟蒂，撒的桌子上、地上到处都是，现场简直惨不忍睹。五人拍拍屁股走了，我只好嫌弃地上前收拾。

　　结果刚收拾1分钟，谢超便拿着手写的结账单过来了。见客人走了，便问我：“他们给钱了吗？”

　　“不是找你结账去了吗？”过往也有客人起身去店内结账的情况。

　　“没有啊？”显然，这组人不属于那一类。

　　“X，逃单了？！”既然没有找谢超结账，我断定是逃单了，“总共多少钱？”

　　“1280元。”谢超读着单子。

　　“应该还没走远，单子给我，我去找他们！”从谢超手指接过单子，我便迅速朝五人离开的方向追出去。

　　能不能追上，其实我也不确定。虽然结账不是我的工作，逃单也未必是我的工作疏忽，但我不希望自己无动于衷，什么都不做。何况这不是个小数目，碰碰运气也无妨。

　　我对逃单的这桌客人印象很深：三男两女看起来都挺年轻，谈吐离不开吃喝玩乐，而且污言秽语不断；五人都吞云吐雾，搞得周围的空气都污浊不堪。其中一个男的长相凶狠，皮肤有点黑，蟒蛇纹身占据了大半个右胳膊，看起来很是吓人，而且动不动就说：“我哥们咋样咋样”，给人感觉不像是做正经工作的。另外四人看起来也不是什么“善男信女”，女的说话和动作并不温柔，跟男的一样，大大咧咧。他们离开的时候，纹身男搂着两个女的，走在中间，另外两个男的，则紧跟在身后。

　　他们走得很慢，似乎并不心虚，当我追上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才走出去不过30米远。

　　“喂，你们还没结账呢！”未等走近，我便远远地冲着几人的背影喊道。

　　他们似乎没听见，或者不认为是在叫他们，继续说笑着往前走。

　　我只好紧追几步，在距离他们只有2-3米的距离，再次喊上一声：“喂，你们吃烧烤，忘记结账了！”

　　这次五人都止住笑声，扭过头来，满脸狐疑地盯着我看。被五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，不免使我脸上有股灼烧的微烫。

　　“你说什么？我们没给钱？”走在后排的一个长发男子吐一口烟圈。

　　“是的，你们吃完就走了，我们老板——我哥们说，你们没买单。”为了避免被五人小瞧，我拿出“谢超是我合伙人”的暗示，同时故意说的很大声——一来是给自己壮胆，二来也希望借助人群围观的力量，让五人意识到逃单的羞愧难当。

　　这一招果然奏效，人群纷纷朝我这边看过来。众目睽睽之下，五人也无所遁形。

　　“不能吧，我们怎么可能逃单呢！你哥们是不是记错了？”纹身男松开搂抱女人的胳膊，弹弹烟灰，向我走近两步，然后又猛吸一口，眼神里满是不屑和狐疑。右臂的大蟒蛇纹身随着他的摆臂，前后舞动着，在黑夜的路灯下，更显瘆人。

　　“没有记错，小票在这呢！”我向他们展示一下手里的小票。

　　“老三你给结账吗？”纹身男冲另一个寸头男说道。

　　“嗐，我以为老二付过了！”寸头男把责任推给长发男。

　　“不是说你请客吗？”长发男显然不想吃哑巴亏，当即回怼寸头男。

　　“你他X的咋这么不靠谱？！”纹身男厉声训斥寸头男。寸头男只好尴尬地笑笑。

　　“多少钱？”寸头男收住笑容，把半截烟丢在地上，恶狠狠踩上一脚，也不看我。

　　“1280元。”我把小票递给他。

　　“多少？”他接过小票，有点不敢相信，就着路灯，仔细查看，“咋这么多？没算错吧？”

　　“错不了，我哥们算两遍了。”我不想给他讨价还价的机会。

　　“猛哥，咱五个人吃了1280元！”寸头男转身对纹身男汇报说。

　　“多了还是少了？”纹身男反问。

　　“咱们昨天吃了多少？昨天不是你买单吗？”寸头男不答话，转身问起旁边的长发男。

　　“是我买单，昨天吃了——我看下。”长发男掏出手机，查看昨天拍照的消费小票，“1560元。”

　　“哦，那还是不算多。”寸头男说。

　　听到这里，我也松了一口气。

　　“能开发票吗？”只见寸头男伸手从口袋里取钱，刚拿出钱夹，冷不丁又冒出这么一句。

　　“对不起，这个暂时开不了。”我笑笑说。

　　“不能开票，总得优惠点吧？”寸头男停止动作，皱着眉看我。

　　“行了，别为难人家了，请一次客，看你抠的！”纹身男丢掉烟蒂，吐出最后一口烟圈，有点不耐烦了，“别墨迹了，赶紧结账回去睡觉了！”

　　寸头男无奈，只好继续掏钱。因为没有零钱，而我身上也没带钱，只要引他回烧烤店结账。另外四人见这么麻烦，就跟寸头男打声招呼，先行往回走了。

　　等寸头男结完账，奔跑着追出去时，其余四人已不知所踪。寸头男叹口气，只好踽踽归家。

　　忙碌的时候，遇到逃单很正常，对于这次逃单行为，谢超也并未放在心上，也不指望我能追回来。当我一分不差全部追回的时候，谢超不禁喜出望外，比捡了1千块钱还高兴。

　　表扬之余，谢超也提醒我，还是要注意察言观色。他前几天听朋友说，他们村一个高中辍学的18岁小伙子，也在北京做烧烤，因为客人逃单，跟人家发生了口角，结果被对方用玻璃瓶划伤了左脸，缝了十几针，自此算是破了相，等伤好了也没办法恢复如初了。“小伙子还没对象，挺可惜的！”末了，谢超叹一口气。

　　听他这么一讲，我忽然后怕起来。假如那五个人死赖账不给钱，被逼急了，也用什么东西划拉我一下，那就太得不偿失了。尤其联想到纹身男的凶狠相，我更为自己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的傻劲，感到庆幸。

　　当晚本来轮到我盯夜了，谢超为了表达谢意，便让我回去睡觉，他自己则选择了代我的班。

　　给谢超打工的这段时间，感觉把我一辈子的力气都使完了。每天过得既充实又疲惫，既恍惚又漫长。而距离开学的日子，也便在日复一日的重复和高强度工作中，一点点近了。

　　8月25日开学，我打算买23日北京-乌鲁木齐的火车票。车票提前10天开售，8月13日一大早刚过8点，趁着谢超三人还在熟睡，我便跑到距离最近的火车票代收点排队买票。我以为自己去得早，好买票，结果到了才发现，代售点前面已经排了很长的队，足有20多人。因为直达的火车班次很少，我很担心自己买不上硬座票。看着前面慢慢蠕动的队伍，不免有些心急如焚。

　　轮到我的时候，一问售票员，发现还有硬座。付完钱，看着售票员出完票，我悬着的心才慢慢平静下来。

　　回去的路上，我先在早餐店吃了油条和小米粥。一边吃，一边盘算着时间，猛然间发现，从8月5日到8月25日，满打满算才不过20天——不对，应该是19天，因为车次是上午10点出发，这意味我最迟9点就需要出发去西站了。原本跟谢超说的是干1个月，这时忽然有点犯难，该如何跟谢超解释，成了我心头挥不散的乌云。

　　9点半回到住所时，三人仍在熟睡。谢超昨天又熬夜了，我便只好耐心地等着他睡到自然醒。

　　中午12点半以后，明明和王磊陆续起床了；到下午2点多钟，谢超也终于睁开了眼。待他穿好衣服，洗漱完毕，准备盛一碗温热的小米粥，吃上一口饭的时候，我才忐忑地跟他说起买火车票的事情。

　　“谢超，有个事情需要跟你说一下。”

　　“啥事，说吧。”谢超从碗橱取出一双筷子，然后坐在板凳上，俯身大口喝小米粥。

　　“我可能干不了一个月了。”我不好意思地说道。

　　“为啥？”谢超停下动作，侧头看我一眼。

　　“因为学校25日开学，火车需要30多个小时，所以我得提前走。”我低着头，不敢看谢超。

　　“票买好了吧？”谢超咬下半口馒头，用筷子夹上一块腌咸菜，一起塞到嘴里咀嚼。

　　“嗯，早上买了。”

　　“哪天的车票？”谢超温和地问道。

　　“23日上午10点的。”自知干的时间不会长，我便赶忙自我检讨说，“本来说好一个月的，结果满打满算才19天，真是太不好意思了，是我算错了时间。”

　　“你这误差有点大呀！亏你还是大学生，数学水平不行呀！哈哈！”谢超大声笑着。我自知无可辩驳，只好搔搔头。

　　“我走了，你到时咋办呀？这么忙。”自己一走了之到底有些自私，我不免为谢超他们担心。

　　“没事，忙的话，我临时招个小时工就行。”

　　“哦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”听他这么多，我宽心不少。

　　“你23日走的时候，我开车送送你！”谢超不忘关心我。

　　“不用麻烦了，我坐公交或地铁就行，东西不算多。”

　　“那也行，我就不跟你客气了。如果需要帮忙，就提前说一声。”

　　“嗯。”我点点头。接着，便像后事办妥一般，长舒一口气。

　　还有9天时间，9天之后，我将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力解脱出来。当然，同时带走的，还有沉甸甸的2千多块钱(三分之二月工资)。虽然比预想的少一些，但总比在家吃干饭强，而且2千块钱，也将近1年的伙食费了。

　　忙忙碌碌中，1周时间倏忽而逝，8月23日已经越来越近了。距离上次表哥来看我，已经过去10多天。我打算临走前再去表哥那里坐坐，顺便跟他告个别。为了不耽误下午干活，我决定17日周日上午去找表哥，中午吃完饭便回来。

　　电话里提前跟表哥打了招呼，听说我要过去，他很开心。

　　17日当天，天气依旧炎热无比，我去时穿着白色T恤，不等到表哥住所，已经被汗水浸湿了前胸后背。

　　表哥怕我忘了楼层，说要在小区门口接我。我原想去附近超市买个大西瓜送过去，结果在超市里，竟然碰到了正在买菜的表哥。临结账时，表哥执意要一起结款。我再三推脱不成，最后只好顺从。

　　表哥的房间还是老样子——才十多天，也不可能有什么变化。距离中午还有两个小时，我们便漫无边际地闲聊。讲讲我最近帮谢超卖烤串的经历，聊聊奥运会，说说开学日期，最后又说到家里。

　　父母一直以为我在表哥这里待着，结果前两天打电话过来，才知道我去初中同学那里帮忙卖烤串了。这事怪我，没提前告知父母一声，让二老担心了。于是，趁表哥洗菜做饭的空挡，我赶忙借表哥的手机，给家里打过去电话。

　　接电话的是母亲，一上来母亲就一通埋怨，怪我十多天不跟家里联系。我连连道歉，并说自己能打工挣钱了，有初中同学罩着，不用担心。母亲听完，才稍有宽心；父亲则嘱咐我注意身体，不要太辛劳，挣多挣少不要紧，要紧的是身体。奶奶听完，也在旁边插上两句关切的话。

　　随后，我跟父母说了买票回学校的事情。因为时间紧，就不回老家了，让他们二老保重身体。父母反复说着没关系，但我心里忽然万分愧疚——都说考上大学的孩子，再回家就成了客人。暑假40多天，我在家陪父母的时间不过2周而已，倒真成了“客人”。

　　跟表哥吃完午饭，坐着闲聊几句，便把买的大西瓜切了一半来吃。因为午饭吃得多，西瓜只吃了2-3瓣。下午2点多的时候，我便准备告辞。谢超那边差不多要准备穿串了，我该回去帮忙了。

　　西瓜剩了很多，表哥说他自己吃不完，待会送给同屋的邻居吃，我笑笑说，这样挺好，只是为表哥破费了30多元而感到惋惜。

　　回到谢超那里，刚好赶上他们穿串，换好衣服和拖鞋，洗洗手，我便跟平时一样，坐在小板凳上，熟练地加入到队伍当中。

　　穿完串，便坐上谢超的面包车，一行四人一起去烧烤店。其后5天，都是同样的节奏。

　　8月22日，是我工作的最后一天。

　　摊位上跟平时一样热闹，忙碌的人群穿行期间，吃烧烤的人谈天说地，嬉笑怒骂和啤酒的叮当声响成一片。平时我挺厌烦这聒噪之声的，尤其是把骂人当成口头禅的那些人，觉得他们很没素质。但今天我反而有些感叹和怀念——既是习惯了，也是因为今晚是最后一晚，明天我就要远赴新疆了。而明年还有没有机会再来，我也说不好。

　　从晚上6点一直忙到10点，时间又过得不知不觉，当谢超让我自己先回住处的时候，我不禁有些恍惚，下意识地以为已是凌晨。看一下电视上的时间才发现，不过10点过一刻。

　　“现在才10点多，这会儿回去太早了吧？”我不禁诧异。

　　“你明天上午不还得赶火车吗？今天就先到这吧。”尽管跟平时一样，忙得几乎脚不着地，但谢超并没有忘记，我明天就要坐火车回学校了。

　　“你坐我老乡的电车回去吧，他住的地方离我们不远，我刚才跟他打过招呼了。”谢超用手指一下不远处正在取电车的一个瘦高个子男生。

　　别看谢超平时一心只忙着自己的烧烤店，实际上他性格温和又好相处，跟很多人都自来熟。我们租住的小院十几户人家，都是哪里人，他几乎都记得住。也不知道他是如何一边忙着挣钱，一边“眼观六路，目视八方”的。

　　“对了，这3千块钱你拿上。坐火车贴身放着，不行就先存银行——今天估计是存不了，时间来得及的话，就明天早点去银行存了。”谢超从随身的收钱包里，拿出一沓已经用捆菜的红色橡皮筋扎好的30张红色百元钞票——尽管很多张有褶皱，但都被他小心翼翼地压平了。

　　“钱不是很新，别介意。”谢超笑着说道。

　　“咋这么多？我才干了19天而已！”我心里一阵激动，下意识地接过那沓厚厚的钞票，心里感觉沉甸甸的喜悦和满足。

　　“这些天，你帮了我们很大的忙，给你这么多也是应该的，你就收下吧。”

　　听他这么说，我竟有些百感交集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

　　回去的路上，享受着迎面而来的凉风，我不禁又开始思索谢超刚才说的话。横竖因为多得了两千块钱，心里总有一丝愧疚和不安。为了找平衡，我不禁开始心算起烧烤摊的利润。

　　据我估计，谢超这一个烧烤店，仅这19天，每天的流水便在2-3万上下，最差也有1万多。除去原材料、房租、水电、人工等各项成本，每月纯利润少说也有2万块左右。明明和王磊的工资差不多，都是每月6千上下，而给我开的工资其实不算高。这样想着，我心里便宽慰多了。

　　回到住处，稍事休息，我便打包部分行李，等第二天一早，7点多钟，洗漱完毕，便打包剩下的一些行李。穿好衣服、鞋子，回头看一眼酣睡中的三人，心里默默做着告别，便提着行李，蹑手蹑脚地轻声关门而去。

　　时间还充裕，在早餐店吃完早饭，才拉着行李，坐车去火车站。现金存银行，时间上来不及，于是我便放在了行李箱的一个裤子口袋里，和一堆衣服叠放在一起，这样路上被偷的几率还小一些。但因为路途遥远，中途免不了时不时抬头看一眼行李架上的行李，确保安然无恙，才肯放心。

　　在北京的这20多天，对我的冲击很大，让我认清了一部分现实，同时也发现了生活的魔幻：如表哥那样本科毕业的人，如今，每月工资不过两千多元，而且还要勤勤恳恳，每周上满五天；谢超一个初中毕业的人，一个月到手的收入却有1万 ，连一个小工挣得都比表哥多，并且时间相对自由！当表哥们还在为了多挣钱，朝九晚五，按部就班的给别人打工时，谢超们已经挣得盆满钵满，早早实现财务自由了。

　　2006-2010年前后，很多像谢超一样，来自农村，最多只有高中文凭的年轻人，靠着在大城市做烤串之类的生意，短短不到5年时间，便挣下了大几十万，不仅在县城买了房，有了自己的车，还风风光光地娶了媳妇，生了娃，过上了富足又儿女双全的美好生活。而像表哥那样，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，即便辛辛苦苦打拼五六年也很难存下钱，更别说买车买房、娶媳妇了，连租一个靠近市中心的一居室或两居室，都得咬咬牙。

　　给谢超打工的时候，我也几次露出羡慕的神情。但与我看法相异的是，谢超反倒羡慕我们这些所谓的大学生。因为对他来说，大学生不只是名称，更是一种身份，它代表有文化、有教养，代表未来充满着无限可能。可惜他这辈子是无缘了。因为没文化，只能做一些小买卖，挣钱的门路很窄。

　　他知道自己不是上学的料，所以初中一毕业就出来了，不想再浪费时间和精力，再去读高中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在学习这件事上，我认命。”

　　对他而言，大学生属于另一个社会阶层，是向上跃迁的阶梯，而他只能陷在依靠体力劳动挣钱的宿命轮回里，并将希望寄托在下一辈身上——只是不知道，下一辈人会不会重蹈上一辈的覆辙。

　　起初，我对谢超的羡慕之情并不在意，以致工作几年后，才逐渐领悟上大学的好处：简单来说，上大学是一种延迟满足的过程。

　　很早就进入社会，拼体力挣钱，看似赢在了起跑线，但后续的加速度有限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人的体能会下降，年长的人终会被年轻有体力的人所取代；而脑力劳动者则稍有不同，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智力和技能却是可以累加的，甚至会量变引发质变，在职场上跃上新的台阶。当然，职场也存在“35岁现象”，但待遇再差，往往也好过那些体力劳动者。

　　最直白的例子是，这些如谢超一般卖烤串的人，往往没有社保和公积金的概念。每月一般也不会缴纳，到手的钱是多了，但长远看，却是提前消耗了自己的福利。因此，即便干到60岁，也不见得能拿多少养老金。反而需要为了家里的各种琐事和儿孙幸福，要一直干到实在干不动为止——而这样的例子，谢超跟我讲过不少。对他们来说，打工挣钱没有退休一说，只要缺钱花，但凡还有力气，他们便要一直干下去。而他们也普遍缺乏安全感，不像脑力劳动者，有更多安全保障。

　　我以为谢超不会成为那样的人，然而不幸找上门的时候，从不跟你提前打招呼。大学毕业并参加工作七八年后，我才从另一个初中同学那里听说了谢超的不幸。

　　我还没毕业时，谢超便已在县城买了房子和车子，并把老婆孩子接到县城生活。结果第二年，赶上父亲生了一场大病，仅治疗费便花掉几十万。为了治病，市医院、省医院都跑了个遍。虽然国家已经普及了新农合，但能报销的费用十分有限。为了手术费，谢超只好把房子和车子卖掉，姐姐和姐夫那里又凑了五六万，外面又借了四五万的外债，这才凑够了手术费和住院费。结果钱花了，在医院ICU病房住了小半个月，却还是没能挽救父亲的生命。给父亲办完后事，谢超便马不停蹄开始挣钱还外债。靠起早贪黑继续卖烤串，3年后，总算是还清了外债。结果刚轻松半年有余，又赶上大儿子患上肥胖症，他带着儿子四处求医无果，2年后，儿子也撒手人寰。

　　好在他还有一个小儿子，后来总算健健康康地长大了。随着儿子越长越大，谢超身上的压力却一点没有减少。为了儿子在县城读书，谢超又借钱凑了房子首付，买了一个小一居，想着等将来挣钱了，再换个大一点的房子。儿子学习成绩还不错，将来也很有希望上大学，但这无疑进一步增加了谢超的焦虑感，因为将来需要钱的地方太多了。

　　奥运会过后，北京对户外烧烤的管控开始放松下来，由此导致户外木炭烧烤又开始卷土重来。为了严肃整治这一乱象，2013北京又发布了《2013-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》，加大了户外烧烤以及室内烧烤的执法力度。这一波行动，导致很多烧烤摊贩关门歇业，谢超的烧烤店也受到了一定冲击。因为烧烤炉过滤器不合规，谢超只能重新采购，而这一折腾下来，不仅耽误小半个月的生意，更增加了经营烧烤的成本压力，加之房租年年涨，但收入却大不如前。

　　即便如此，总的算下来，在北京做烧烤也比老家做买卖划算。而且回去能干什么，干什么才能养得起全家，也是个大问题。

　　谢超早就有了回老家陪伴老婆孩子的念头，但他想多挣几年钱再回去。因为房子贷款尚未结清，换大房子也遥遥无期，因此，什么时候是个头，他自己也说不清楚。

　　表哥那边，自从我毕业参加工作后，他的生活才渐渐有了起色。

　　因为表哥的工作能力突出，3年后，职位逐渐从普通职员变成了小组长，而工资也有了较大幅度提高。表哥终于搬出了那个只要500元房租的局促合租屋，找了一个2000左右、稍微宽敞一些的正规三居室合租房。

　　再往后2年，因为努力，加上一点点运气，表哥领导的一个项目，为公司带来超额利润，因此被公司领导赏识和重用，并破格提拔为部门主管。而后3年，因为部门改革，表哥开始涉足当时大火的移动短视频业务，并且屡创佳绩。再之后2年，表哥被被一家竞品公司看中，并以双倍薪资挖了过去。如今，表哥已经在新公司熬到部门经理级别了。

　　表哥终于不再与人合租，而在公司附近花6千元租了一个正规一居室，户型朝南，还有一个小阳台，上班走路只要10分钟。

　　表哥在32岁结了婚，表嫂是北京人，结婚第二年便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买房之后，表哥和表嫂的压力不小，每月房贷2万多，但好在两人工资不低。如果不出意外，用不了6年，他们便能还清300多万的贷款，此后便是无尽的美好生活。

　　当然，表哥的坚持和幸运，我上大学时还无法预见。但这也也间接刺激了我，激发了我拒绝留在新疆，而决定奔赴北京，寻找人生更高价值和意义的决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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