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卷 浪里走（羊毛堆里的风浪）

　　第三十四章

　　车间的羊毛味总也散不去，混着织机“哒哒”的声响，在初冬凉丝丝的空气里熬成了黏稠的焦灼——像没煮透的浆糊，糊在鼻腔里，也糊在心上。我倚在二楼办公室的窗前，目光落在楼下仓库门口那堆半人高的纸箱上：米白的羊毛衫露着边角，浅灰的纹路在光线下泛着软绒，连掺着细条纹的款都透着几分精致，可每一件的布料里，都裹着成本价的烙印，沉甸甸压在我心里的秤砣上，压得呼吸都发紧。

　　旁人总说我运气好，毛衫公司开在自家盖的厂房里，省了房租这笔大头，压力该轻些。可只有我清楚，从羊毛衫批发转到生产，手里攥的哪里是生意经，分明是赌徒的骰子。毛衫这行的旺季短得像指间沙，一年里也就八、九、十这三个月能走货，春季更惨，最多一个月就得清仓甩卖。要想赚点钱，就得在淡季拼命备货，把宝全押在旺季的行情上——这不是赌是什么？行情好时，一件毛衫赚十块，一万件才十万，十万件撑死一百万；可十万件的成本要两百万，要是压了一半库存，资金链立马就得卡壳，像被人掐住了脖子。

　　第一年算走了运，没亏，还净赚了几十万。我揣着这点底气，第二年就敢在淡季“加码”：不光做羊毛衫，还添了羊毛大衣，库存堆到了五百多万。钱从哪儿来？加工厂的加工费欠着，毛纱厂的纱线也欠着。他们愿意赊账，无非是看着我有自家厂房，觉得再差也亏不到哪儿去，可没人知道，我夜里翻账本时，算盘珠敲得发颤，生怕哪一笔没算准，就砸了饭碗。

　　那天在镇上的毛纱厂，我磨了大半天，总算说动王厂长赊给我一车精梳羊毛纱。刚坐下端起青菜汤，厂里的送货司机就急急忙忙冲进来，额角的汗都没擦：“木子老板，你公司里的人不肯收货！”

　　“不肯收？”我捏着筷子的手猛地一紧，汤溅在蓝布桌布上，晕开一小片油渍，“谁在公司？”

　　“就是你那个姓朱的同学，说没你亲口吩咐，他不敢签字。”司机抹了把汗，“我跟他说不用他付款，他还是摇头，说‘收了就有责任’，死活不肯松口。”

　　朱百康。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一股火直往脑门上冲。这一车纱线是我好不容易赊来的“救命粮”，要是断了供，车间里的织机明天就得停，加工厂的百十号人的活计也得歇。我腾地站起来，抓过外套就对司机说：“走，我跟你回去。”

　　“哎，饭还没吃呢！”王厂长连忙拉我，“司机也没动筷子，哪有让师傅空着肚子跑的道理？”

　　我瞥了眼墙上的挂钟，已经下午一点多——正是其他厂商来提货的高峰。要是这时候有人拿现金来，厂里肯定先给现金客户发货，我这一车纱线要是今天接不到，后续的生产就全乱了套。可司机的肚子“咕噜噜”响得真切，王厂长又在一旁劝，我只能硬着头皮坐回去，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桌沿，每一秒都像在熬滚烫的粥，坐立难安。

　　还好，饭吃到一半，没见有人来提货。司机狼吞虎咽扒完两碗饭，我跟着他往回赶，一路上眼睛都盯着窗外，生怕错过什么。到了公司门口，就看见朱百康蹲在仓库门口抽烟，烟蒂扔了一地。他看见我来，连忙掐了烟站起来，手都有些没处放。

　　“百康，为什么不收纱线？”我尽量让语气平和些，可话里还是藏着压不住的急。

　　他搓了搓冻得发红的手，声音闷闷的：“木子，不是我故意的……可这货没付款，我收了，万一出点事，我担不起责任。”

　　这句话像块冷硬的石头，砸得我心里一沉。我盯着他的眼睛，突然明白——他在公司待了大半年，早把我的运作摸得透透的：加工厂来结加工费，我每次只给三分之一，让他们自己凑钱发工资；辅料厂的里布、纸箱、包装袋，也欠了一屁股账，外面总共加起来，有三百来万了。他说的没错，要是真出了事，这些账哪一笔都能找上他。

　　我没再多说，只是扯了扯嘴角笑了笑，转身进了办公室。门关上的瞬间，那点笑意就散了。我从抽屉里翻出账本，指尖划过那些刺眼的红色欠款数字，突然冒出个念头：万一真到了倒闭的那天，得先让朱百康走，免得他被这些烂账缠上，毁了前程。

　　从那天起，再有人来送货，我都让他们把之前朱百康签的账单拿回来，我重新签字。他们问为什么，我只说“要核对账目”，没敢多说一个字——我怕多说一句，就露了怯。

　　可该来的还是来了。这一年的行情，差得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。发出去的货像投进了深潭，连个响都没有。我天天打电话给经销商，得到的回答全是“卖不动”——不是我一家卖不动，是整个毛衫市场都冷了，像突然遭了霜。外面的账收不回来，加工厂和毛纱厂的催款电话却越来越密，到了十月份，我粗略一算，至少缺一百万周转，这窟窿怎么填都填不上。

　　卜院的门店每天能卖几千块，一个月也就十几万回款，远远不够。我让毛毛去外地收款，她跑了半个月，回来时眼圈发黑，递过来的现金只有二三十万。“木子，能收的都收了，好多店都快撑不下去了，有的老板连人都找不到。”她的声音带着疲惫，我接过那叠钱，指尖能摸到纸币边缘的褶皱，心里清楚，这不过是杯水车薪，连利息都不够还。

　　还好，车间里倒有个意外：我之前试产的几款羊毛大衣里，有一款驼色的卖得特别好，订单排到了一个月后，工人们加班加点都赶不完。可年关越来越近，我不敢大规模投产，怕又压了库存——去年的教训还在眼前。就这一款大衣，赚了几十万，可看着仓库里堆着的几百万库存，这点钱连塞牙缝都不够，像在大海里丢了颗石子。

　　我开始认真考虑关公司的事，第一个要解决的，就是朱百康。我不能让他跟着我耗，更不能让他被我的烂摊子拖累。

　　没想到，机会来得这么快。那天早上，朱百康找到我，手指绞着衣角，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木子，嘉兴毛纺厂在招设计师，我想去试试……能不能请四五天假？”

　　我心里一动，脸上却立刻沉了下来，故意板着语气说：“你去吧。不管能不能应聘上，都不用再来上班了。”

　　我没敢说公司快撑不下去了，怕他嘴不严，传出去让债主们慌了神——到时候他们一起上门催债，我连缓冲的时间都没有。

　　朱百康愣了一下，眼睛瞬间红了。他张了张嘴，像是想说什么，最终还是没出声。他转身走到自己的工位上，慢慢收拾起桌上的东西：一个掉了瓷的旧搪瓷杯，一本翻得卷边的笔记本，还有我去年送他的那支钢笔。他把这些东西小心翼翼塞进帆布包里，没跟我道别，拉开办公室的门，一步一步走了出去。

　　门“咔嗒”一声关上，我坐在椅子上，盯着他空出来的工位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，又闷又酸。我知道自己做得不地道，可我没别的办法。这一走，就是几十年，我们再也没联系过。有时候我会想起他，想起他蹲在仓库门口抽烟的样子，想起他说“收了就有责任”时的认真，可我从没去找过他解释——有些话，错过了时机，就再也说不出口了，像结了痂的疤，揭开来只会更疼。

　　行情越来越差，我突然想起厦门的丽珠姐。她之前在我这儿拿了二十多万的货，厦门天气暖，说不定能多卖些。我抱着最后一点希望，拨通了她的电话。

　　“丽珠姐，货卖得怎么样？”

　　电话那头的声音有点沙哑，带着点疲惫：“别提了，也没怎么动。”顿了顿，她又说，“我听说你最近不太好？”

　　我苦笑了一下，没瞒她：“是有点难，资金周转不开了。”

　　“对不起，姐这次帮不了你。”她的声音带着愧疚，“其实我上次来拿货的时候，就已经垮了。我跟潮勇哥离婚了，他在上海找了人，被我撞见了。离婚分的钱，我投了外汇，全输光了，才来你这儿拿点货，想在厦门的商场里试试……我没跟你说，是怕你担心，也怕你不肯给我货。”

　　我握着听筒，突然说不出话。我怎么会怪她？当年我刚做批发的时候，资金周转不开，是她二话不说借给我两万块，还让潮勇哥特意从厦门送到上海，连借条都没让我打。就算她当时说了实话，我还是会给她货的——她是我落难时帮过我的人啊。

　　“要是实在不行，你就跑路到厦门来，姐给你找个地方住。”她又说，声音里带着点急切。

　　我笑了，笑着笑着眼睛就酸了：“谢谢姐，可福建话太难懂了，我去了怕是连路都问不明白。”

　　挂了电话，办公室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。窗外的梧桐树叶子全落光了，光秃秃的枝桠指着灰蒙蒙的天，像极了我此刻的处境——茫然，又无助。

　　压力越来越大，我开始吃不好睡不香。夜里常常胃痛，疼得翻来覆去睡不着；老毛病咳喘也犯了，有时候咳得连气都喘不上来，眼泪都能咳出来。白天坐在办公室里，也会突然咳起来，手里的笔都握不住。

　　公司附近有家小饭店，老板娘姓俞，人很热心。那天我去吃饭，咳得厉害，她看在眼里，没多说什么，转身去了后院。过了一会儿，她端来一碗黄褐色的汤，冒着热气：“这是枇杷叶熬的，我家园子里种的，洗干净了刮了毛，你试试，能止咳。”

　　我端过碗，喝了一口，温热的汤滑过喉咙，带着点淡淡的苦味，却奇异地缓解了喉咙的痒意。那天下午，我没再咳得那么厉害。

　　从那以后，俞老板娘每天都会给我熬枇杷叶汤。有时候我在公司加班，她会端着汤过来，轻轻敲敲办公室的门；有时候半夜我咳得醒过来，门口会传来轻轻的敲门声，是她端着热汤站在门外，声音很轻：“听你咳得厉害，给你再热了一碗，趁热喝。”

　　我接过汤碗，指尖能感受到碗壁的温度，暖得能渗进心里。在这满是风浪的日子里，这份陌生人的善意，像一束微光，照亮了我心里的黑暗。

　　终于熬到了年三十。我想给丽珠姐打个电话拜年，接电话的却是她小姑子。“姐呢？我跟她问个好。”我笑着说。

　　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才传来小姑子带着哭腔的声音：“姐没了。”

　　“啥？没了是啥意思？”我心里一紧，突然想起老家的说法——“没了”就是人走了。

　　“脑子里长了个肿瘤，恶性的，上周走的……”小姑子还在说着什么，我一句话也没听进去，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。多好的一个人啊，怎么就这么突然没了？我锁上公司的门，把钥匙放进兜里，转身往家走。街上挂着红灯笼，偶尔有鞭炮声传来，年味很浓，可我心里却空荡荡的，像被掏走了什么。弟弟之前来拿了十几万的货，说要去跑展销会，到年底只托人送来了一万块——我没怪他，他也不容易，这年头谁都难。

　　年夜饭吃得很安静，家人没多问公司的事，可他们眼里的担忧，我看得明白。夜里，我躺在床上，摸着兜里的钥匙，突然明白：过完年，这扇门就再也打不开了。我手里剩下的钱，只有十几万，最多能撑半个月。

　　窗外的鞭炮声此起彼伏，热闹得像在庆祝什么。我闭上眼睛，想起车间里的织机声，想起朱百康的搪瓷杯，想起打给丽珠姐的最后一个电话，想起俞老板娘手里那碗温热的枇杷叶汤。这一年，像一场大浪，把我卷在里面，起起落落，撞得头破血流，最终还是要靠岸了。

　　只是我不知道，下一个岸，在哪里。

　　（年末羊毛栈有感）

　　羊毛堆里风浪急，

　　赊账催声压客眉。

　　幸有枇杷温苦盏，

　　年关寒夜暖尘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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